2018-03-07
作者：中國能源報
中國能源報
“兩會”期間，兩位光伏領域的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曹仁賢在北京召開媒體溝通會，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全聯新能源商會會長、隆基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鐘寶申也參加了此次會議。
光伏行業的全國人大代表最關心什么問題？會議現場，劉漢元多次提到光伏行業的稅費減負以及光伏補貼資金缺口問題。曹仁賢則呼吁加大補貼力度，將1.9分錢提至3分錢。
劉漢元：建議全面清理并減免光伏行業的各種稅費
劉漢元在現場多次提及光伏企業的稅費負擔問題，并稱該問題已成光伏業健康發展的頭號攔路虎。
光伏行業到底涉及哪些稅費？記者在現場了解到，從上游的多晶硅等原材料，到中游電池片、組件等一系列元器件的生產，再到下游的光伏發電，都被全額征收各種稅費，主要包括：25%的企業所得稅、17%的增值稅及其附加，還有海域使用費、土地使用稅、印花稅、房產稅等超過20種其他稅費，就連國家補貼的發電收入都還要全部繳納增值稅及附加和企業所得稅。
劉漢元表示，根據光伏發電項目數據平均測算，企業實際繳納的度電增值稅達到1毛到1毛5分。“僅從光伏發電端看，每度電的稅費已經達到1毛7分到2毛3分。稅費成本居高不下是導致光伏發電需要補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劉漢元強調。
對此，他提出，建議全面清理并減免光伏行業的相關稅費，助力光伏盡早實現平價上網。
談到光伏補貼資金缺口問題時，劉漢元認為應通過市場化機制或者政策性措施解決光伏補貼資金問題，建議全面推行碳稅政策，同時輔之以“綠證”制度。
“從2008年至今，國家已為煤電脫硫、脫硝補貼了10年時間，投入了超過一萬億元資金。”他指出，國家有理由繼續扶持光伏的發展，我國財政也完全有能力支撐其峰值時每年1000-1500億元的補貼金額，無論運用市場化機制還是政策性措施，中國都有能力、有條件解決補貼的資金來源問題。
針對光伏扶貧項目，劉漢元認為其存在較零星、分散的問題，導致實施過程成本居高不下，運維管理困難，且“重建設、輕運營”問題突出。
此外，劉漢元談到，無論是政府扶貧資金籌措，還是參與扶貧項目開發企業的融資都遭遇到很大困難。現有的國家扶貧基金已經形成固定項目，想從既有項目手中騰挪資金劃給新項目，幾乎無法執行。
在實際操作中，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用商業光伏電站建設指標還換區扶貧項目出資的情況，即集中式扶貧電站投資成本全部由企業負擔，等同于把商業光伏電站的建設資格“明碼標價”，用政策要求商業光伏電站分利潤給扶貧事業，更有部分地方政府未出資，但要求享有電站一定比例股權的情況。事實上，這是講光伏扶貧工作的資金壓力全部轉嫁給了企業，增大了企業的資金負擔。
與此同時，光伏扶貧資金不足、融資難問題依然突出。劉漢元建議，大力發展適度集中化、規模化的村級扶貧電站，加大光伏扶貧項目建設質量的把控，強化村級和互用光伏扶貧電站的運維管理，保障貧困戶受益；加強對光伏扶貧的金融支持力度，及時到位政府應承擔的項目建設資金。
曹仁賢：“補貼不起”清潔能源的說法是偏見
曹仁賢坦言，他最關心的問題是化石燃料的污染物問題。尾氣排放、煤炭燃燒都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大量的污染物，二氧化碳雖然無毒但有害。“所以我呼吁將二氧化碳列為污染物。”曹仁賢說。
“我們很多火電廠都聲稱實現了近零排放，這是在誤導廣大消費者。”曹仁賢指出，近零排放指的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現在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脫硫脫硝的設備還有一分錢的補貼，這樣的補貼應該補給清潔能源。如果把二氧化碳列為污染物，就能讓公眾知道，如果能控制住二氧化碳，這些伴生的污染物也會得到控制。”
此外，不少人爭議風電、光伏的裝機規模過大，導致補貼過多，“補貼不起了”。曹仁賢認為這種想法是有偏見的。
隨著未來化石能源的逐步退出，電動汽車的大量應用，未來電力將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太陽能光伏裝機1.3億千瓦，風電不到2億千瓦，但電量利用小時數非常低。火電機組 4000-5000小時。2050年，化石能源逐步退出了，我們的電網、我們的汽車依靠什么？肯定是清潔能源。
所以，裝機規模問題和補貼問題是伴生的，隨著裝機規模的擴大，成本也將逐步降低，補貼也會隨之退坡。如果沒有規模，成本也非常難下降。現在的補貼就是為了“不補貼時代”能早點到來。
大部分可再生能源企業都沒有太多的現金流，都是非常克制地獲取利潤。所以希望大家客觀理解補貼機制，其實就是國家需要拿出部分的資金去補貼環境，讓廣大可再生能源去運轉下一部分的研發費用。對此，曹仁賢呼吁加大補貼力度，將1.9分錢提至3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