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8
作者：中國民商雜志
《中國民商》雜志報道
“我國的主流媒體更要正視民營企業遇到的這些重要問題，呼吁解決的辦法，千萬不要拿民營企業被迫認可的辦法，當作成功的案例予以宣傳。過去五十年代經過公私合營，走過的國家資本主義之路，今天絕不再走！”
199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統戰部一份請示報告。請示報告是改革開放以來，我黨對私有企業和今后工商聯工作的指導性意見。這份文件俗稱中央15號文件。
15號文件的核心內容主要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就是“對現在的私營企業主，不應和過去的工商業者簡單地類比和等同”。第二句話是“更不要像五十年代那樣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第三句是“工商聯絕非‘一代而亡’，而是重任在肩”。“這項工作的成功，將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做出重大貢獻。”中央15號文件的印發至今已經27年，它有不適應改革進度的地方，當然應該跟上時代的步伐，與時而進，但上面說的三點內容仍未過時。當時起草文件的背景，還是全國大反“和平演變，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年代，距鄧小平同志南方視察還需等下一個來年。中央還同意了文件這一提法：“我國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并在黨的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更為規范的表述。
本文史限于文件中關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對資改造的問題，結合當前實際談點看法。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的國營企業和民族工商業之所以能夠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就可以完成全國經濟各行業的公私合營，速度之快確有中國的特色。首先是巨大的政治動員力量。1953年，黨中央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澤東同志親自講話，這種動員令的作用石破天驚，無人可以阻擋，從而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的任務。民族工商業者首當其沖，用公私合營和平贖買的方式，完成了對資改造。可取之處，這種公私合營的辦法是和平的方法，嚴格區別開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暴力的做法。其次，對于民族工商業者來說，對公私合營道路的選擇也是被迫無奈的。全國的糧、棉、大部分農副產品、土特產品都進行了統購統銷的管制，民間銀行率先進行了國有化，一切流通渠道只有國營商業和供銷社商業兩條渠道。民族工商業已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別無出路可走。在工商業者中，白天掛牌，晚上抱頭痛哭者當不在少數。第三，當時黨的政策是使民族工商業緊快走上一條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即計劃定貨、加工定貨、統購統銷、委托經銷，公私合營進而實行全行業合營的道路。這有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9月7日的談話為證。在公私合營的運動中，什么資產評估，無形資產，經營管理人才的合理安排，面向市場生產一切都無從談起。《上海的早晨》一書中形象地反映了公私合營后，資方人士一句經典的話，大意是這樣的：原來的生產要考慮花色品種，現在按照計劃指令，大批量的生產，生產效率快多了。
我國公私合營速度之快，大大超過黨中央的預期，很多中央領導人并不認為是什么好事，但潮流形成之后，任何批評意見都是無意義的了。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同志是如何評價這場對資改造的運動呢？他講：“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70頁）過去歷史上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果今天還難以理解的話，就讓實踐回答吧。改革開放給了我們這種機會，社會主義在實踐中。
我國現在的民營企業，多以有限責任公司的面目出現，不少公司還發展為股份制公司和上市公司，或成為國際性的公眾公司。說來也怪，民有性質的公司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竟占到全國的70%左右。我國改革開放形成的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產生的民有企業是要發展下去，還是又要借助歷史的慣性，重走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的老路呢？
近日，吳小平的文章認為“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應逐漸離場”。難道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只是為了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嗎？我國的股市初立階段，有人就提出這是為國有企業解困的大好機會。結果股市建立伊始就變形走樣，絲毫不反映經濟的總體情況，反而成為大莊家聚財的可心工具。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是為人民的需求服務，不是為民富國強服務，而是為“協助公有制經濟發展服務”，公有制又是為誰服務？吳小平有些話好像又在說反話，所以我意思的針對性是否準確，待查。
某副部長強調“企業的民主管理”，怎么把政協的“協商民主”的機制搬到民有企業的經營管理上？他說的“職工與企業機制共建，效益共創、利益共享、風險共擔”，這不是打著共享、民主的旗幟搞“大鍋飯、鐵飯碗、刮共產風”嗎？這和國有企業有什么區別？陳有西律師對此的質疑是完全有理由的。比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關村的民辦科技企業的“自由組合、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產權模式，經營方式差遠了。現在應是改革的深入發展期，而輿論確是如此灰色，政府官員的認識又如此混亂，說改革要攻堅，要壯士斷腕，不亦難乎？
9月26日，一家主流媒體刊登一文，報道“截至目前，已有40余家上市民企發布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觸及或跌破平倉線的公告”。“其中十余家公司采取緊急停牌的方式自救，部分公司則主動向國資背景股東‘出讓’控制權自救。”文章竟說：這種做法不但有利于補充流動資金，緩解質押平倉風險，而且還會對股價形成利好，有利于延長企業有續期。如果是在一個公平市場上來說這些個案，當然無錯，但現實情況是，做實業的民有公司在企業項目的立項、批地、貸款都存在著普遍的、不一視同仁的問題，這不就是歧視性的對待嗎？這個極其危險的情況，連黨中央、國務院都不回避，我國的主流媒體更要正視民營企業遇到的這些重要問題，呼吁解決的辦法，千萬不要拿民營企業被迫認可的辦法，當作成功的案例予以宣傳。過去五十年代經過公私合營，走過的國家資本主義之路，今天絕不再走。
在民有經濟遇到很大困難的當下，我覺得，今天一些地方發生的情況，和昨天人們的思想認識差別太大了。昨天已經認識清楚，解決了的問題，今天又用一種新的形式復活起來。仍用一條擠壓民有企業，迫其走上公私合營之路。如果形成一股潮流，無人敢提批評意見，那么后果將非常可怕。當然公營、私營在公平，一視同仁的環境中，進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這不但不應反對，而且還是五十年代公私合營，經由否定之否定走上一條歷史復興之路的。
2016年3月4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政協、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上強調指出，“我們黨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上的觀點是明確的、一貫的，而且是不斷深化的，從來沒有動搖。中國共產黨黨章都寫明了這一點，這是不會變的，也是不能變的。”為此，特別介紹一下1991年中央15號文件，我認為還是很有意義的。
2018年9月27日
作者系全國政協原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
（原文詳見《中國民商》雜志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