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11
作者：中國財經報
用法律手段為“美麗中國”護航
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政協主席付志方表示，防治大氣污染，應借鑒國外成功經驗，一是盡快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完善配套法律法規，構建適合我國發展階段的、適度超前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律體系。二是嚴格依法追究污染者的環境責任，切實解決長期困擾環境保護的“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建立環境責任終身追究制度，切實落實企業環境責任。三是制定單行的環境損害賠償法，明確環境損害責任承擔主體、賠償責任范圍、責任承擔方式、救濟途徑等基本制度。將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公益損害與公民的私益損害，列入賠償范圍。四是強化司法救濟途徑，倡導更多使用司法途徑解決環境糾紛。司法部門應當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推動司法力量介入環境保護，逐步改變目前在環境糾紛處理中司法救濟不力和比例偏低的問題。五是抓好《清潔生產促進法》實施細則的出臺和落實，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六是破除“部門立法”的弊端，堅持開門立法，廣泛吸收社會公眾、民間環保組織參與立法，發動全社會廣泛討論，將立法與公眾環保法制教育相結合，提高立法的科學化水平。
統籌城鄉環境治理 將PM2.5納入政府考核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環保廳副廳長潘碧靈表示，農村的污染排放已經占到了全國的“半壁江山”。建議：全方位加強農村環保的綜合整治。一是切實強化政府主體責任、出臺農村環保“一號文件”。必須將農村環境整治與新農村、城鄉環境基礎設施、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推進城鄉環境基本服務均等化。二是統籌城市農村環境治理，加大農村環保資金投入。必須把城鄉作為一個整體，統籌城鄉環境治理，使之能夠互相銜接、互相促進。必須切實加大對農村環保的投入，同時鼓勵、促進社會資金投入，積極引導推動農民投工投勞，探索推進市場化運作。三是加強農村環保法制建設，制定相應污染排放標準。重視農業面源污染、畜禽養殖污染等方面法律法規的制定，尤其要重視對農藥、化肥等生產廠家生產標準和有關環保法規的制定，從源頭上控制污染。四是突出農村環保重點難點，加快環保基礎設施建設。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顧問梅興保認為，制定科學合理的考評和長期的管理策略，將PM2.5納入各級政府績效考核體系以PM2.5為核心的顆粒物污染已成當務之急。目前我國僅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兩項大氣污染物納入總量減排約束性指標，“污染減排手段”與“空氣質量改善”嚴重脫節，構建以“空氣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環保目標責任考核體系已刻不容緩。
具體建議：實施城市空氣質量限期達標，國家制定PM2.5階段性控制目標及達標期限，并將目標分解到地方;各級政府建立PM2.5監測、評價及考核的具體規范，并將考核結果納入黨政領導政績考核指標;各級政府應定期通報、公開PM2.5控制目標完成情況及考核結果;建立相應的獎懲機制，實行黨政領導行政問責，對于2013年不能達到新空氣質量標準或者不能實現PM2.5控制目標的環保模范城市，撤銷“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稱號。
用經濟手段引導“美麗中國”
付志方表示，應理順生產要素和資源性產品價格。據世界銀行統計，能源使用量的降低，有55%歸功于價格的調整。因此，必須加快推進生產要素和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提高經濟運行效率，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
付志方說，由于價格問題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社會關注、利益調整關系復雜，無論是價格機制的變化還是價格水平的變動，都直接關系到利益關系的調整。馬克思指出，“物與物的價格關系背后，是人與人的利益關系”，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推進價格改革需要社會各方面的理解與支持。
付志方建議，通過改革完善稅費制度，充分發揮稅收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目前，我國還沒有真正意義的環境稅，從對環境保護的調節作用看，現有的資源稅著眼于調節級差收入，稅額高低主要取決于資源(如煤炭)的開采條件，與對資源開采地的環境影響(如高硫煤燃燒造成的大氣污染)并無直接聯系，更沒有全面考慮對資源開發地區環境的植被恢復、環境保護成本。在消費稅方面，稅目和稅率的設計沒有全面考慮消費活動產生的環境外部成本，與環境保護相關的一些消費稅率偏低，課稅范圍小，如未能將煤炭這一能源消費主體和主要大氣污染源，以及給環境帶來污染的日常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不能有效地將環境成本內部化，沒有充分發揮其抑制污染、保護環境的作用。從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來看，與節能減排相關的稅收優惠面較窄，規定不合理，對節能減排作用有限。因此，要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逐步擴大資源稅和與環境相關的消費稅征收范圍，提高征收標準并實行有利于資源節約的計稅方法;繼續完善排污收費制度，合理提高各類排污費征收標準。按照“誰征誰用”的原則，適時以地方稅種的形式開征環境保護稅，專門用于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規范稅收優惠政策，調動企業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的積極性。
樹立生態環境建設“標桿”
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儋州市副市長鄭鋼表示，設置生態環境建設特別行政區以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為切入點探索和實踐社會的綜合配套改革。生態環境建設特別行政區以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友好型社會為基本目標，將生態環境建設放在核心突出地位，融入和貫穿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
鄭鋼建議，由國務院相關部門牽頭，聘請國內外有關專家，按照法定程序編制生態環境建設特別行政區的發展綱要和總體規劃，明確規定生態環境特別行政區的發展目標、發展道路、體制機制、空間結構、承載力和開發強度。要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民主政治制度、行政機制、考核與獎懲辦法;摸索建立和實踐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生態環境建設特別行政區要按照嚴格和綜合配套的生態環境指標、程序和措施加強生態環境監管，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在生態環境建設特別行政區內積極探索和開展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試點。中央應該對生態環
境建設特別行政區有相應的特殊授權，使其以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為切入點，探索和實踐在社會綜合配套改革時有相應的立法權;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應該在政策、資金、項目安排等方面給予生態環境建設特別行政區以特殊扶持。要支持符合條件的生態環境保護企業發行企業債券，設立生態環境產業投資基金，還可以由國家統一發行或在條件成熟的生態環境建設特別行政區內探索發行生態環境保護彩票。
優化產業升級 用生態消費推動“美麗中國”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協副主席謝克昌表示，應大力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實施清潔煤戰略，提升油品標準，促進油品升級。對鋼鐵、水泥、石化等高耗能行業實行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雙控制;實行煤炭和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積極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可持續開發利用，大力提高清潔能源和新能源的比例;調整能源消費的空間布局，實施區域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大幅度降低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空氣污染嚴重區域的煤炭消費量;加快提升油品標準，主動改進技術、積極推動汽柴油油品升級;重點關注城鄉結合部和郊區的面源污染，繼續完善推行“熱電聯產”政策，有效控制小鍋爐污染。
全國政協委員、云南師范大學副校長曾華認為，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將“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亮相于報告之中，意味深長地傳遞出以下信息：一是“生態產品”概念的正式提出。所謂生態產品是指生態系統(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的各種物質資源和生態服務的統稱，它包括食品、水、氧氣、木材、纖維、天然藥物等生活生產資料，還包括調節氣候、凈化污染、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減輕災害、維護生物多樣性等生態功能。它是人類生存、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消費品。二是要加強生產能力。即大力發展生態產品制造業(生態產業)。當今社會，生態產業包含不同的產業集群：如，物質性生態產業，指的是通過自然界的物質生產帶來的資源性物品，如生物產業，包括農業、林業、生物制藥等;精神性生態產業，指的是依靠自然界提供的良好環境及其衍生出來的美好風光，及民族文化而形成的為消費者提供觀賞性、感受性、參與性服務的產業，主要包括旅游業、休閑娛樂業、文化產業等;還有生態性產業，指的是通過自然界的良性運轉及其生態平衡，為所有生物提供包括潔凈的空氣、清潔的水源、穩定的氣候等生態服務。三是表明我國開始進入生態產品消費期。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和價值取向的變化，生態產品越來越成為我國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例如，云南及我國很多相對比較落后和偏遠的區域之所以成為旅游熱點，主要原因就是人們來到這里享受潔凈空氣、優質水源、宜人氣候、舒適環境————這些曾經都是人類生活的免費品，現在成為需要支出才能消費的生態產品。把生態優勢轉變為發展優勢，把生態資源轉化為經濟社會資源的時代即將到來。
新能源引領“美麗中國”
全國政協委員、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認為，加快發展太陽能光伏發電，將是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能源污染環境的問題。假設利用光伏資源十分豐富的西部國土面積的1%，即約1億畝荒山、荒灘、沙漠、戈壁等非耕地打造國家西部新能源基地，每年發電將可達到10萬億度，相當于2012年全國用電量4.96萬億度的202%，相當于2012年我國全部能源消耗(折算為電力)的92%。這一能源供應和生產方式的改變，對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升級轉型、增長方式的轉變，尤其是確保我國能源安全都具有重要意義。
劉漢元說，長期使用化石能源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和粉塵，給我國生態環境帶來巨大威脅。只有徹底改變以煤炭、石油為主的能源結構，大力發展太陽能發電這一最經濟、最清潔、最環保、可永續的人類理想新能源，才能從源頭上有效緩解并根本消除霧霾，才有希望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污染和碳排放問題，從而確保我國環境安全，建設美麗中國。
劉漢元建議，大力發展太陽能有利西部環境。我國廣闊的西部地區，幅員遼闊，人煙稀少，是全球太陽能輻射資源最富集的地區之一。如果將我國每年新增發電裝機容量的20%——30%，利用光伏資源十分豐富的西部國土建設光伏電站來提供，就將形成每年18——27GW的光伏新增裝機容量。到那時，我國生產的光伏組件不僅不會更多依賴國外市場，反而只能滿足國內的市場需求，并形成一個2萬——3萬億元年度規模的巨大內需市場。
劉漢元表示，無論從我國能源安全供應、環境安全保障、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還是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出發，我國都迫切需要大力發展光伏產業，并進一步擴大光伏裝機容量，加速推進西部以光伏發電為核心的國家新能源基地建設。從而使太陽能這種最經濟、最清潔、最環保的可持續能源真正惠及全國人民，并逐步形成我國和平崛起的永續清潔能源供應基地，緩解我國資源壓力，確保我國能源戰略安全和生態環境長治久安，基本解決我國未來的全部能源消費問題，并成為拉動內需、支撐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之一。
建立綠色核算體系 用生態文化潤澤“美麗中國”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慧建議，國家有關部門要從森林核算入手，通過積極推進把森林資源及生態服務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準確反映經濟發展對資源消耗、環境損失和生態影響所付出的代價。根據國內外生態建設的人文因素影響評價、生態文明評價、森林價值核算、社會發展指數、可持續發展評價等指標和方法，在發展綠色經濟的背景下，從社會影響和文化價值切入，對林業的社會福利指數、古樹名木價值、休閑游憩價值等社會文化功能和價值進行評價指標設計、核算方法優化、典型案例試算。通過上述努力，將森林核算結果與傳統國民經濟核算的相關總量指標聯系起來，具體包括林地林木存量及變動價值與國民財富的聯系，森林產出價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聯系，逐步實現將森林資源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江澤慧表示，生態文化追求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通過人與自然交往過程中的生態意識、價值取向和社會適應，維護和增強自然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是反對奢侈消費、資源低效高耗、污染高排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綠色發展的源動力和思想淵源。
生態文化是提升國家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凝聚力和驅動力。生態文化傳承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與生態智慧，融合了現代文明成果與時代精神，構筑了中華民族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的精神家園。生態哲學是生態文化的靈魂。它把世界看做是“自然——人——社會”復合生態系統，從哲學智慧層面，揭示了萬物相聯、包容共生，平衡相安、和諧共融，平等相宜、價值共享，永續相生、真善美圣的生態文化思想精髓。人類是地球生命系統中的一員,與其他生物及其環境因素具有功能和結構的依賴性，構成鮮活的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歷了“以自然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兩個發展階段，正開始進入“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第三個階段。
江澤慧建議：采取多種模式搭建平臺，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為國民提供普及生態文化知識、傳播生態文化理念,均衡生態文化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城鄉差距，推動生態文化服務均等化。組織開展生態文化村、生態文化企業和生態文化基地創建活動。從基層發掘生態文化的積淀和最樸素最自然的生態文化形態和現象，培育鋪墊生態文明建設基礎。開展生態文化進鄉村、進校園、進企業、進社區活動，著力生態文化的保護、挖掘，推進生態文化的適應與創新和互動傳播，把生態文化村、生態文化企業等建設成為影響和帶動一方的示范基地，推動生態文化成果產業化發展，讓百姓分享綠色增長的成果。